《疼痛部》| 疼痛潤學

《疼痛部》，一個南斯拉夫人在荷蘭寫的書。一定會是流亡文學吧？實話實說，我最初以為此書會充滿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政治體制轉型的盼望與針對極權體制的指責。然而，如果這些就是你強烈的期盼，那麼你可能會有所失望。因為體制存續帶來的疼痛並不在本書抒發的範圍之內。書中主人公塔尼婭“潤”去荷蘭不是出於“自由故”或者對政權多麼苦大仇深。貫穿全書的疼痛，主要來源於她沒有“靠岸”，只能漂浮在虛無之中所帶給她的“無言的、無用的，卻唯一真實的”疼痛。塔尼婭沒有能夠靠在異文化的“他岸”，也不願意回到她來時的“此岸”。這當中既包含了塔尼婭的個人選擇，也有來自社會環境的壓力。
南斯拉夫人，或者依其所自稱的“我們的人”，早在“我們的戰爭”之前，就已有成千上萬名僑民離開故土，來到像這裡（荷蘭）一樣的外國。更不必提在遭遇兵燹之後的難民潮。廉價的紅白藍三色條紋塑膠包成為了“我們的人”的等價物。他們生活在市郊，在理髮店，在工廠，亦或是在黑手黨。“我們的人”似乎在異國總是被茫然籠罩，被生活壓彎，沒有足夠的體面讓他們去“治癒”自身有關南斯拉夫的一切。

還在南斯拉夫的時候，塔尼婭有一個斯拉夫語言和文學的學位，寫過一篇博士論文，在札格雷布教師培訓學院有幾年的教學經驗。在南聯盟，塔尼婭的下限無疑會是中間階級的一員。但戰爭為她做出了安排，塔尼婭和丈夫不僅要離開塞拉耶佛，還要遠走高飛。但到了阿姆斯特丹這個“收費的喘息空間”，她的丈夫卻離開她獨自前往日本工作，“盧齊奇夫人”的身份事實上結束了。而她掌握的專業技能沒什麼價值，手裡的錢也只夠花幾個月。一開始，友人伊內絲·卡迪奇的信，提供了一個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擔任兩學期講師的工作機會，使得她能夠在這座城市歇腳。同時也為塔尼婭提供了成為正式大學講師的心理預期。這樣的預期導致，當塔尼婭最後得知被正式聘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再需要她這位元臨時講師之後，可以說她即刻就被對未來的無望所沒過了。

在塔尼婭作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講師的時候，她還能通過課堂上的交流和活動從學生處獲得南斯拉夫時期的共同記憶和共通語言。對鐵托時代的回憶被她要求寫下，被放在了班級這個公共場域交流。用塔尼婭自己的話語形容便是“這門課簡直是不可理喻，一個被本國公民以歷史必然性為由消滅的國家竟然在這裡復活了”。塔尼婭自己有需要治癒的“思南病”，而與她年齡相仿的學生們是同樣的。挖出屬於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國家的記憶來撫慰記得它的人，可以說是飲鴆止渴。塔尼婭也知道對前政權的回憶會傷害人，但只要通過共通的記憶和語言就可以建立起一個共同體，在集體回憶和討論所帶來的真實感中，療養破碎產生的疼痛。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在瓦礫堆中翻找出來的真實感。烏羅什在他的課堂期望上只寫了兩個字：“回去”。面對“回去”二字，塔尼婭先是感到氣餒，然後是害怕。怎麼回去？是回到自身，還是回到過去？烏羅什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朦朧憧憬早已經被政權經年累月的謊言所透支乾淨了。就像他自己寫下的“南斯拉夫是個糟糕的地方。人人都撒謊。當然，他們現在也說謊，不過現在每個謊言都要分成五份，一個國家一份。”而在荷蘭，離散感、破碎感以及彷徨帶給烏羅什的切身疼痛則同樣讓他飽受折磨。在變好和變壞之間能夠選則哪一個？“烏羅什戳破了將我們凝聚在一起的氣球”，他最後選擇了用一顆子彈了結自我。而面對這個問題，塔尼婭自己尚且不能夠回答自己。而這找不出答案因而無法言說的疼痛卻也是共通的，尤當它切實的落在個體之上。

塔尼婭有回到札格雷布過，但那裡只有正在凋零的親人，沒有答案。她仍然在猶豫自己究竟想要什麼以及何以。不過她已經清楚自己不想要什麼——流亡意味著失敗，如果回家確實就是死亡。過去的一切都已經碎裂了。漫步在札格雷布的街道，一切都是陌生的。家中，塔尼婭的男人離開了她，父母輩們業已嬰疾病，而她不想留下來。在家鄉，她找回體面的過去已經等同做夢。正如飛機上的同鄉僑民和她說的一般，她生活在的過去已是“石器時代”。
她在札格雷布幾乎是什麼都沒做，就回到了阿姆斯特丹。對烏羅什自殺的愧疚，加上有針對她的投訴，她在憤憤中親自結束了“文學公社”，代之以硬性的閱讀指標以及背誦任務。有人忍耐，有人再也不出現在課堂。現實的重力不出意外的把“思南博物館”壓了個粉碎。自此課堂上“信任的秩序”已經消失，塔尼婭撿起拼好的一切又一次破碎了。但是這次的疼痛沒有讓塔尼婭如願以償的得到職位，或許系主任的承諾從一開始就是謊言。

當確信自己無緣大學裡的工作，塔尼婭走進一家咖啡館，心中滿是憤燜。此時她仍在安慰自己：“我不是流亡者。我口袋裡裝著護照，我會找到工作的”。但她也清楚，和大學那些生活在堅固的資產階級掩體的人不同，自己的階級是會受到傷害的，會對她造成痛苦的。離開前，塔尼婭望向咖啡館裡帶著耳機看書的學生伊戈爾。她無疑把自己的境遇同此刻平靜閒適地閱讀的伊戈爾進行了對比。而她對自己的未來不抱希望，意識到自己從事“體面”的腦力勞動的生活即將不再了，同時已經悲觀地想起自己在柏林做過保姆工作的生活了。體面的中間階級身份到此結束，她也在攤販處買下了廉價的紅白藍三色條紋塑膠包。在塔尼婭看來，被大學拋棄，階級下降後的她真正的成為了“我們的人”。

這些痛苦，塔尼婭自己無法言說，而無語凝噎本身也是一種疼痛。別人的疼痛一直在作為她“潤”的理由。“思南博物館”也好，戰爭受害者的種種經歷也罷，塔尼婭需要這些來說服自己是“潤”地心安理得。第四章裡伊戈爾把她銬在椅子上的拷問，便是伊戈爾替塔尼婭將這一切都直白的說出來。塔尼婭需要疼痛以正當化自己的選擇，可是她也厭惡痛苦。塔尼婭厭惡“我們的人”所經歷的痛苦會發生在她的身上，維持階級地位的失敗，對她而言是天大的噩夢。書中接下來的部分，塔尼婭開口說話了，經歷“我們的人”的噩夢是什麼樣子？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並且告訴自己何以至此。

是變好，還是變壞，或者是用一顆子彈解決？真如伊戈爾說的那般，只有選擇第三條道路的瞬間是自由的嗎？既然選擇“留”或選擇“走”這兩條具體的道路，最終都導向束縛或毀滅，自由只存在於選擇前的那個臨界點，而這個“瞬間”是人唯一能體驗到真正主體性和自由意志的時刻。書中的最後，伊戈爾和塔尼婭生活在了一起。這個轉折在書中的處理看似唐突，卻是借助躲過子彈的伊戈爾，帶出塔尼婭的新生。不再依戀資產階級的溫柔鄉，向下吸一口關鍵的氧氣，躲開子彈後仍然有事可做。